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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歧视的种族根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木棉浪潮 Author Loop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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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Shawn Chan、Guyzn
本文在2019年12月18日首发于美国杂志《咆哮》（Roar），中译版于2020年6月20日首发于木棉浪潮，现予以重新校对，原文标题为：The racist roots of transgender exclusion，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按钮即可跳转到原网页。
2019年10月29日，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外，举行一项名为“性别身份：它对社会、法律和妇女意味着什么”的抗议活动。抗议者高举标语，宣称“在我们的地盘上没有TERF（Transgender 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我们的图书馆应该是一个#安全的空间，而不是一个#仇恨的空间。”
在图书馆里面，口碑两极分化的新闻网站《今日女权》（Feminist Current）的创始人梅甘·墨菲（Meghan Murphy）发表了半个小时的演讲，广受好评。墨菲这个名字在加拿大家喻户晓，她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和反跨性别活动家。2017年，她在加拿大参议院作证，反对旨在根据《人权法》保护性别认同和表达的C-16法案，称之为“倒退”，并问参议院“如果我们说一个男人因为某种像感情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成为了女人……这会如何影响女性权利？”她的证词暗示了跨性别女性只是“感性的男人”，否认了跨性别女性身体的女性特质。无论是在加拿大政府还是在女权圈子，她的跨性别恐惧症观点都是众所周知且被奉为圭臬的。
在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演讲中，墨菲用平静而有分寸的声音娓娓道来。她唯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愤怒：“我从不提倡暴力。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仇恨言论。我从来没说过跨性别的女性不是真正的女性。我所说的是，自我认定为跨性别的生理男性就是男性，”她说。
在整个演讲中，她都把外面的抗议者诬蔑为疯狂和非理性的，而在她口中的自己则成了抗议者们的反面：“我不是被动的，我不是非理性的，我不是过度情绪化的。”她坚持自己的逻辑，暗示外面的抗议者不过是人云亦云的乌合之众。
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不仅限于加拿大，它也在英国议会扎根。2019年5月1日，苏格兰国家党议员乔安娜·切里（Joanna Cherry）在推特上发布了描绘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情绪的图片，并声称“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是对所有女性的诽谤，但没有进一步解释。白人女性切里，利用她的平台谴责多米尼克·麦克莱恩（Dominique McLean）——他还有一个更出名的名字，索尼福克斯（SonicFox）——一位黑人非二元同性恋男子，他发声捍卫跨性别女性。这是白人女性声称“任何针对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的行动呼吁，都等同于对女性的暴力”的几个例子之一。
在阿根廷的女权运动、韩国的Womad组织以及南非，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思想也一直存在。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修建的厕所不让跨性别有色人种使用。
但是为什么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如此成功呢？为什么相同的跨性别恐惧症观点被右翼保守主义提出，也被自由主义者接纳进了主流？他们言辞背后的历史源于西方国家的两种趋势：科学种族主义和白人女性的眼泪。
TERF运动与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最大的反跨性别者是白人女性，而遭受跨性别恐惧症暴力侵害最多的是黑人女性。
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通常简称为“TERF”，由薇芙·斯迈丝（Viv Smythe）于2008年创造。她写了一篇关于这个词的文章，并表示继续支持跨性别社区。然而，反跨性别这种思想早在LGBT命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美国跨性别史》中，跨性别活动家根尼·比明（Genny Beemyn）讲述了用来排斥变性人的修辞史。上世纪70年代，同性恋社区的一些成员拒绝了跨性别女性，称她们为“男性渗透者”，有“强奸犯心理”。2007年，茱莉亚·塞拉诺（Julia Serano）在其著作《鞭打女孩》（Whipping Girl）中创造了“transmisogyny”一词，意思是对跨性别女性的厌恶。
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者的基本问题是缺乏对“跨性别（transgender）”含义的规定。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者认为，对妇女的压迫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女性生而为“女性”的基础上的，妇女天然地会被压迫和攻击。跨性别的人把这个叙事复杂化了。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者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跨性别身份的存在为伪装成跨性别女性的掠夺性男性打开了大门，以便进入“仅限女性”的空间。这些空间包括妇女庇护所、监狱和浴室，据推测，在这些地方，跨性别女性会虐待和攻击顺性别的女性和女孩。由于这种风险，跨性别女性——她们经常被贴上“有跨性别认同的男性”的标签——根本不应该被允许进入“女性空间”。
这种意识形态与右翼保守派非常相似。这是基于同性恋和跨性别恐惧症的观念，同性恋和跨性别的人是对妇女和儿童的威胁，（同性恋和跨性别）虐待他人的天性。然而，虽然保守的价值观受到自由主义者的谴责，但在现代女权运动中，TERF的价值观逐渐受到重视。对于TERFs和保守派来说，跨性别女性断言自己的女性身份是无法量化的，因此这种身份是错误的。
作为一种科学种族主义
在她的演讲中，墨菲运用西方科学的语言使自己显得更加可信。她说，“自我认定是跨性别的生理男性是男性，这不是侮辱……这是一个公正和物质的现实，一个生物的现实……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不是一种信仰或观点。然而，墨菲从不承认“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西方的概念，忽略了其他文化在历史上对性别有着不同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生物学”这一概念至今仍在被用来强制推行跨性别恐惧症和种族主义。据我们所知，人类生物学是由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它将种族病理化，将其定义为基因差异，以便更容易征服非白人。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批判地看待“科学”，带着对人们看待它的不同视角的理解。有无数的科学例子被用来正当化歧视。自从美洲和非洲大陆被殖民以来，科学种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最常被用来对付黑人。
白人使用科学术语作为“客观和理性”的工具来为奴隶制辩护。他们认为，被奴役的黑人天生就不那么人性化，他们有一种“疾病”，让他们想逃离奴役。1994年，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在他们的《钟型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一书中声称，美国黑人天生就因为智商较低而处于劣势。
跨性别恐惧症的伪科学可以从詹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的《变性帝国：制造生理男性的她》（The Transsex Empire: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一书中可以看出。这本书于1979年出版，1994年重新发行。雷蒙德在书中称，变性人在心理和手术上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她甚至争辩说，没有证据证明，跨性别确认手术是在纳粹集中营里发展起来的。
珍妮·比曼（Genny Beemyn）解释说，“对雷蒙德来说，变性女性不是女性，而是‘阉割’和‘越轨’的男性，他们创造了医学和心理学的特殊性……无视世界各地文化中数世纪的性别非常规（gender nonconformity），她错误地认为变性是一种最近出现的现象，源于生殖器手术的发展。”
尽管如今的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者，可能并不总是使用像雷蒙德那样极端的比较，但他们确实使用现代医学的术语来谴责性别非常规（gender nonconformity），无视西方性别二元体系之外的人们的悠久历史。人类生物学，由当权者构建，目的是用来推进压迫，将殖民地和奴役地视为偏离了白人、偏离了性别规范的研究对象。
厌跨性别女性
墨菲，作为一个白人女性，能够运用生物学来支持她的论点的“逻辑”。然而，她也把白人妇女遇害当做武器，以使跨性别者看起来像恶棍。她在讲话中强调，把跨性别女性关进女性监狱会让“真正的”女性处于危险之中，她称这些跨性别女性为“与女性一起关押在监狱中的暴力男性，性侵犯者”。
但是，跨性别女性并不是，也从来没有什么天生的虐待性。任何人都有能力在庇护所和监狱里袭击他人，据统计，跨性别者更可能成为此类虐待的受害者。根据人权运动（ Human Rights Campaign）的统计，美国47%的跨性别者受到过性侵犯。对黑人跨性别女性的恐惧是基于对一个已经被压迫的和他者化的社群的进一步边缘化。
最著名的白人女性眼泪和暴力的例证是埃米特·蒂尔的死亡，一个14岁的非裔美国男孩，1955年因涉嫌与白人女性卡罗琳·布莱恩特调情而被白人男性私刑处死。
在庭审中，布莱恩特说，蒂尔抓住了她的腰，说：“我以前和白人女人在一起过。”但多年后，她承认，蒂尔从未抓住过她的腰，也没有对她说过淫秽的话。不管怎样，布莱恩特的说法有能力杀死一个黑人男孩。白人女性总是能够利用她们所感知的受害者身份，煽动对任何已经被憎恨和害怕的人的暴力。
有许多现代的例子表明，白人妇女的受害者是对付有色人种的武器1，特别是黑人的。在《哭泣的羞耻：白人女性眼泪的力量》一书中，鲁比·哈马德解释说：“白人女性基本上选择了倾向和改良现有的系统来获得一些优势，而这些优势必然是以牺牲有色人种为代价的。这就意味着要扮演遇险少女的角色。”
同样也不是巧合的是，即使在公众的抗议和关注之下，墨菲也得到了一个平台的图书管理员职务，许多其他持有墨菲的跨性别恐惧症意识形态的女性都是白人。这并不是因为有色人种的女性不具备厌跨性别女性的能力。相反，西方文化传播给人们跨性别恐惧症这一行为受到白人机构的支持，并通过殖民主义传播，而白人女性的声量总是盖过有色人种的妇女。我比较好奇的是，一个黑人女性是否能够在这样一个公共平台上进行一次跨性别恐惧症的演讲？呵，她们几乎不被允许站到台上。
美国教育学博士罗宾·迪安杰洛（Robin DiAngelo）在2018年出版书籍《脆弱的白人》（White Fragility）中，将 "脆弱的白人"定义为处在 "一种状态”下的白人，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是最低限度的种族压力也变得不可容忍，引发一系列的防御行动"。如果用一个通俗词汇，可以说是“玻璃心”。
她指出，许多白人将自己与种族压力隔离开来 —— 例如，在以白人为主的空间里生活、学习和工作，拒绝与种族的现实接触。他们很少练习以任何一种持续的、诚实的或谦卑的方式思考或谈论种族问题。一旦遇到种族现实，他们便变得紧张，甚至痛苦，并以对种族公正起反作用的方式作出反应。
“在学校上一节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生课程，课本都是白人作者，只有一个黑人男性作者，完全没有关于原住民、西裔或亚裔女性作者的材料，我觉得资料的视角很单一。当我在课堂上只是提出了这个学术问题时，瞬间班上白人女同学全都对我充满了愤怒和敌意，导致我后来都没法好好上课。”
白人女性从来就不需要明确呼吁对黑人实施暴力。白人男子，无论是在3K党的暴徒还是警察，自动自觉地就会跳起来捍卫白人女性和杀害那些白人女性说的伤害过她们的人。允许白人女性在一个不加批判的平台上宣扬偏见，就好像这是真理一样，这将使黑人跨性别女性处于危险之中。
墨菲平衡了两个论点：西方科学的逻辑和白人女性的受害者意识。那些反对她的人同时也被称为厌女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一个女人，而且太情绪化，不符合逻辑。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如此多产，仅仅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体——白人女性，并将她们视为黑人和棕色跨性别女性的受害者。不出所料，有大量的证据表明TERF与白人至上主义蛇鼠一窝。
与墨菲的说法相矛盾的是，厌跨性别女性的暴力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其发生率正在上升。2018年，美国有26名跨性别人士被杀，其中大部分是黑人女性。《福布斯》杂志报道说，在2018年至2019年的一年时间里，有331起跨性别谋杀案在国际上被记录在案——尽管真实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白人女性利用她们的社会地位散布导致暴力的仇恨言论。更重要的是，TERFs正试图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 她们可以从虐待和攻击之中寻求庇护的空间 之外。强迫跨性别女性离开妇女庇护所，进入男子收容所或街道只会使她们面临更大的暴力危险。
与其希望反跨性别极端女权主义者改变，不如理解他们的言辞，防止其传播和造成伤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嘴上几句话没法抑止他们对跨性别女性的厌恶，也不会阻止他们煽动针对跨性别黑人的暴力。自我认同的自由主义机构如何能凝聚出力量挑战厌跨症？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声称重视包容和正直，但却给了TERF一个平台。图书馆的使命和公平、包容和责任的价值观似乎与他们对TERF意识形态的看法并不冲突。
就在最近，有消息称，梅根·墨菲在西雅图的另一个中央图书馆里活动，西雅图是美国最进步的城市之一。这项名为“与新的厌女症作斗争：女性主义对性别认同的批判”的活动，旨在将暴力的厌跨性别女性化融入西雅图的自由主义运动中。这一举动能否得逞取决于西雅图图书馆——他们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取消这次活动2。
注意，当TERFs敲开自由机构的大门时，他们不会诉诸暴力。他们将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讲、幻灯片演示和统计数据。虽然外面的抗议者会对他们的镇压感到愤怒，但里面的TERF们会平静而理智地娓娓道来，鼓吹将我们当中最弱势的人非人化。
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科学艺术院系主任纳比那·列鲍（Nabina Liebow）在《白人的眼泪：情绪调节和白色的脆弱》这篇论文中指出，有色人种比他们白人同辈和同事，总会被社会约束去隐形或者明确去“调节气氛，照顾感受”，哪怕感到委屈了也要“娓娓道来”，这种深度不平等感情支出，也是一种维持白人至上主义的体现。
去年，新冠疫情期间和 "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期间，“凯伦”3开始越来越多地涌现。在纽约中央公园，一位遛狗的白人女性被一位黑人艺术家指出：你应该遛狗将狗绳拴好。结果，她马上拿出手机报警，谎称这位黑人艺术家要伤害她，危及她的人身安全。在美国种族主义现实中，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往往面临这样的遭遇，仅仅因为其肤色被视为潜在的犯罪分子，一旦白人女性开始哭泣，警察很可能不由分说带走有色人种，下意识地认为白人女性是受害者。
[校对注3]“凯伦（Karen）”是最近在美国互联网上讨论很多的的一个名字。“凯伦”往往用来描述盛气凌人、无理取闹、要求特权的中产白人女性，通常是较为年长的一代。例如，她们经常在餐馆、加油站或者马路上要求免单、不合理折扣、以及不合理的空间等“特权”，也有人批评说“凯伦”这个词隐含了厌女和年龄歧视。
现在，“凯伦”这个名字也扩充到了其他人群，比如男性，或者年轻人，只要是有满地打滚耍赖扮演受害者的迷惑行为，也都被称为“凯伦”。但是，毫无疑问，“凯伦”基本上都是白人，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脆弱的白人”。“凯伦”反映出这些白人对“隐形特权”没有概念，而有的时候，则是很有概念，并且进一步“要求特权”。
“脆弱的白人”从本质上讲，是对种族主义的现实的逃避，拒绝讨论有关种族主义的一切——这就跟资本家对讨薪工人视若不见一样，一被查到就开始卖惨——所以尽管看起来似乎只有眼泪，但我必须指出：这种眼泪，就是种族主义。
为了延续和维持白人至上主义，白人对美国黑人彻底殖民，包括情绪，殖民的一部分就是教导我们压制愤怒，我们对种族主义感到愤怒的时候，永远不能让白人成为愤怒的目标。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所以因为害怕背上厌女抑或年龄歧视的骂名，所以拒绝使用“凯伦”这个词的人，在我看来是可笑的：”凯伦“们有把跨性别女性当女人看吗？——厌女——人家好歹可是把你当女人看了。
我在这里并不意在于比烂，只是想说出这样一个现实：大他者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些道德指责不痛不痒，屁用没有，何足为惧？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作道德谴责，也根本不用提什么道德，革命就是残忍的，暴力的执行不在于道德与“良心”，只看必要与否。即使没有国家，但是反国家的某个新的“组织”仍然会有这种残留物，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难以避免使用这些手段，也得承认这些必要暴力，只是那些“支持”或者“反对”马赫诺运动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避免变成“非暴力主义者”？
盖井，公众号：长翰洲Guyzisland安那其（状态）主义、苏维埃以及好人主义
想要抗争，就别想着当什么好人，当什么“文明人”，屁用没有。